危机中的悖论：自由福利国家为何在非常时期慷慨解囊却难留长效？
当全球性危机不期而至，如2019年爆发的新冠疫情，各国政府的应对策略成为社会学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焦点。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博士候选人Angie Jo的研究揭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悖论：那些通常被视为社会安全网相对薄弱的“自由福利国家”，例如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在面对集体危机时，往往会突然启动规模空前的紧急支出计划，投入巨额资金以保护公民免受经济崩溃。然而，这些大规模的援助措施通常是临时性的，随着危机消退而迅速撤回，未能带来持久的制度性改革。
Jo的核心研究问题在于，为何这些日常福利支持体系相对“吝啬”的国家，在特定危机时刻却能展现出惊人的动员能力，随后又让这些投入烟消云散？这与北欧斯堪的纳维亚等“社会民主福利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凭借其深厚而全面的福利制度，在危机来临时能够更有效地利用已有的政策工具和行政基础设施，如带薪育儿假和短期工作计划，从而避免大规模裁员。
自由福利体制的“不匹配投资”
Jo的研究将福利国家划分为不同类型，其中“自由福利体制”是一个关键类别。在这些国家，常态下政府援助往往被视为“最后一道防线”，具有严格的资格审查和最低限度的支持，管理风险的责任更多地落在了个体身上。这种模式倡导个人主义和市场效率，而非普遍的社会保障。
然而，新冠疫情的到来彻底颠覆了这种常态。美国政府迅速推出了包括刺激性支票、扩大失业保险、儿童税收抵免、补助金以及债务宽限等一系列紧急援助措施。这些措施的规模和范围在平时可能会被许多美国人视为“政府施舍”而面临强烈反对，但在危机下却得以迅速实施。这种在平时极少投入社会福利，而在危机时却能迅速释放巨额援助，但又未能使之常态化的“不匹配投资”，正是Jo研究的核心。她质疑道：“美国在社会福利上的基线投资如此之少，但当危机来临时，却能突然释放大规模援助——只是这些援助未能持续。那么，当下一场危机来临时，我们又将如何应对？”
这种反差凸显了一个根本性的政策困境：是应该在平时就建立健全、普惠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应对潜在风险；还是在危机爆发时，再临时抱佛脚，采取补救措施？自由福利国家似乎选择了后者，但这并非没有代价。
临时性援助的深层成本
Angie Jo的研究挑战了传统的财政保守主义观念，即认为保持政府规模小可以在长期内节省开支。她指出，这种假设在考虑危机响应时可能存在根本性缺陷。“我研究的讽刺之处在于，你对一个有能力、有效率且资源充足的政府投资越少，当危机不可避免地来临时，你不得不弥补漏洞时，这种策略的反作用就越大。”Jo认为，“你并没有节省开支；你只是将成本推迟了。”
这种低效率在不同国家应对新冠疫情的援助分配方式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像丹麦这样的国家，拥有连接健康记录、就业信息和家庭数据的强大数据系统，能够精准地定位援助对象。相比之下，美国则不得不依赖更“粗糙”的工具。如果一个国家的系统在正常时期就未能有效交付援助，那么在压力之下它也难以突然高效运转。美国不得不在一夜之间从头开始设计整个援助项目，许多方案显得笨拙、低效甚至具有倒退性。这不仅浪费了公共资源，也未能将援助有效地传达到最需要的群体。
此外，政治因素也对这种限制起着关键作用。自由福利国家不仅缺乏应对危机的基础设施，其政府往往也受到不愿构建这种基础设施的强大选民群体的制约。他们可能刻意选择制定临时性福利，这些福利的设计初衷就是为了在危机结束后自行消退。这使得“从一场危机到另一场危机”的短期补偿循环往复，从而限制了福利国家的永久性扩张，形成了一种难以打破的僵局。
危机中的改革机遇与挑战
Jo的博士论文还探讨了危机是否能为制度改革提供机会。她的第二篇论文聚焦于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以及旨在防止止赎的“重灾区基金”（Hardest Hit Fund）项目。该项目将联邦资金分配给州住房金融机构，以帮助面临抵押贷款困境的房主。
Jo质疑道：“为什么在联邦政府提供数亿美元援助且几乎没有附加条件的情况下，州机构最终帮助的陷入困境的房主却寥寥无几，未能有效减轻他们难以承受的债务负担？”她认为，资金和授权是存在的，但“变革能力”却缺失了。一些州利用这些资金推行了更具雄心的政策干预，例如重组抵押贷款债务，以永久性地降低房主的本金和利息负担。然而，大多数州选择采取临时性方案，如帮助借款人补缴逾期款项，同时保留其原有合同。Jo认为，党派政治、金融利益和维持现状的偏见很可能是导致这些不同州策略的原因。
这被Jo视为“政府在临时性‘创可贴’方案和利用危机追求更具雄心、更深层次的改革之间做出选择的又一个案例，而后者能够更可持续地长期帮助民众。”这深刻揭示了即使在危机中提供了改革窗口，现有政治经济结构和利益格局也可能阻碍真正意义上的制度转型。
构建韧性社会保障体系的未来展望
对于Angie Jo而言，理解福利国家如何应对危机不仅仅是学术探讨，更具有深刻的人类意义。“当发生金融危机或新冠疫情这样的事件时，所造成的苦难规模和随之出现的福利鸿沟是毁灭性的，”Jo强调，“我相信政治学应该积极研究这些罕见的事件，而不是将其视为百年一遇的异常现象而忽视。”
她的研究对于我们如何思考福利国家设计和危机准备具有重要启示。正如Jo所指出的，社会中最脆弱的群体——“那些没有银行账户、没有合法身份、因为收入过低而没有纳税义务、移民或不讲英语、无法上网或无家可归的人”——往往在救济系统中是“隐形”的。这些群体在危机面前最易受冲击，却最难获得有效援助。
随着Jo为她的学术生涯做准备，她被激励将政治学训练应用于解决这些失败。Jo警告说：“我们将面临更多的危机，无论是流行病、人工智能、气候灾害还是金融冲击。”“找到更好的方法来覆盖那些人至关重要，而我们当前的福利国家——或我们的政治——并非为此而设计。”这要求政策制定者和研究人员重新审视福利国家的结构和功能，以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响应更迅速、且能有效应对未来多重挑战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不仅关乎经济效率，更关乎社会公平与人类福祉的根本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