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迷雾中的经济纽带：一个反直觉的现象
军事冲突，通常被视为国家间关系彻底破裂的极端形式，意味着敌对双方在政治、军事乃至文化上的全面对抗。然而，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家玛丽亚·格林伯格（Mariya Grinberg）在其引人深思的新作《战时贸易：敌对国间的经济合作》（Trade in War: Economic Cooperation Across Enemy Lines）中，揭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现象：即使在激烈的军事对抗中，交战国之间也可能维持着形式各异的经济贸易。这无疑挑战了我们对战争的普遍理解，迫使我们重新审视国家行为的复杂性。
格林伯格的这项研究始于她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她敏锐地察觉到，战时贸易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却尚未被主流的国家行为理论所充分涵盖。这种疏漏促使她深入历史档案，探寻这一反直觉现象背后的深层逻辑。她的发现表明，这并非个别异常案例，而是贯穿历史的普遍现象。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在抵御德国空中轰炸、为国家生存而战的同时，竟然仍在从德国进口染料。这种在生死对决中进行的商业往来，初听之下令人匪夷所思，但其背后的原因远非表面那般简单。
历史长河中不乏类似案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与其大部分敌对国保持了贸易。1947年至1949年的第一次克什米尔战争和1965年的印巴战争期间，印度和巴基斯坦互通有无。甚至在1992年的克罗地亚战争中，克罗地亚与当时的南斯拉夫也维系着一定的贸易关系。这些案例共同指向一个核心事实：国家在战时确实会与敌人进行贸易，尽管贸易的产品、持续时间以及涉及的战争类型各不相同，但这种行为确实存在。
历史的溯源：中立权利的崛起
要理解战时贸易的兴起，我们必须回溯至19世纪中叶，特别是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年）的爆发。这场战争将俄罗斯与法国、英国、奥斯曼帝国等盟友置于对立面。在战争爆发前，法国已为大量俄罗斯商品支付了款项，但由于波罗的海的冰层迟迟不融化，这些货物无法按时运出。为了挽救这些产自敌国的货物，法国成功说服英国和俄罗斯采纳了“中立权利”原则。这项原则最终在1856年《巴黎宣言》中被正式编纂，明确了战时货物可以通过中立方（有时作为交战国的中介）进行运输的理念。
格林伯格指出，我们普遍持有的“战争期间不与敌人贸易”的观念，实际上是“没有中立权利”的世界的产物。一旦“中立权利”概念确立并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传统的贸易禁忌便被打破，为战时贸易打开了大门。这意味着，随着国际法律和实践的发展，国家间在战争状态下进行经济合作的可能性变得更具弹性。中立方的角色变得至关重要，它们不仅充当了货物运输的通道，也为交战国提供了规避直接接触的合法途径，从而使得这种看似矛盾的贸易行为得以持续。
权衡艺术：战时贸易的决策框架
格林伯格对战时贸易的系统性分析揭示，理解这一现象必须细化到具体商品的层面。她认为，在战时，国家领导人会进行一系列复杂的计算，以确定是否允许与敌国的贸易。这涉及到三个核心考量：
- 停止特定商品贸易对本国经济造成的损害程度：某些关键商品对本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即便来自敌国，切断供应也可能带来难以承受的损失。
- 特定产品在战争期间对敌方的实际效用及其时效性：评估某种商品能在多大程度上迅速转化为敌方的军事能力，以及这种转化所需的时间。
- 战争预期的持续时间：对战争长度的判断直接影响对商品军事效用的评估。如果预期战争短暂，那么那些需要长时间才能转化为军事用途的商品，对敌方短期战力的影响有限。
基于这些考量，格林伯格提出了两个允许战时贸易的核心条件：“当贸易不会帮助敌人赢得战争，并且终止贸易会损害国家超出当前战争的长期经济安全时，贸易是被允许的。”这意味着，国家决策者在权衡军事利益和经济成本时，会优先考虑避免短期内对敌方军事能力的直接贡献，同时确保本国经济的长期韧性。
例如，一个国家可能会选择出口钻石给敌方。因为决策者清楚，钻石并非直接的军事物资，敌方需要通过长时间的转售才能将其兑换为军事行动所需的资金。这与直接提供武器或军事技术有着本质区别。相反，那些能够迅速转化为军事用途的产品，如战略性原材料或武器部件，则会受到严格的贸易限制，甚至彻底禁运。
时间与效用的博弈：商品选择的策略
格林伯格进一步阐释说，并非所有产品的“军事效用-经济成本”权衡都是相同的。虽然理论上所有产品都可能被转化为某种军事用途，但转化的速度和效率却大相径庭。如果一个国家预期战争将在短期内结束，那么那些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被对手转化为军事能力的商品，就不会对当前的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因此，这类商品被视为相对安全的贸易品。此外，国家往往会优先维护其长期的经济稳定性，只要短期内的军事风险不至于“触及底线”，威胁国家存亡。
这种复杂的计算机制有助于解释一些看似不合理的战时贸易决策。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三年后的1917年，德国开始向英国出口染料。染料并非纯粹的民用产品，它具有军事用途，例如可用于设备涂层。而一战的持续时间远超最初预期，已成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然而，1917年，德国的战略规划者错误地认为，通过实施无限制潜艇战，战争将在几个月内以德国的胜利告终。在这种误判下，他们批准了染料出口。尽管这一判断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但它完美契合了格林伯格所构建的决策框架：基于对战争长度和商品军事效用的预期，做出的风险评估。
超越常识：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
《战时贸易》一书一经出版，便获得了国际关系领域其他学者的广泛赞誉。达特茅斯学院的迈克尔·马斯坦杜诺（Michael Mastanduno）评价该书是“对我们理解国家如何在外交政策中管理经济与安全权衡的精湛贡献。”
对格林伯格而言，她的研究对国际关系理论产生了多重深远影响。其中之一便是挑战了长期以来关于贸易关系能够阻止敌对行动爆发的某些理论。传统观点认为，强大的贸易联系会形成相互依赖，从而提高发动战争的成本，起到威慑作用。然而，格林伯格的研究表明，即使是牢固的贸易关系，也无法完全阻止冲突的发生。
“我们不能期望即便强劲的贸易关系也能阻止冲突，”格林伯格指出。这迫使国际关系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重新思考威慑战争的有效手段。如果贸易并非万能的和平保障，那么国家可能需要寻找其他更为直接或深层次的杠杆来维护地区和全球的稳定。这包括更有效的国际法执行、多边外交的强化，以及对潜在冲突根源的早期干预。
未来展望：对战争预判的深层反思
在研究战时贸易的过程中，格林伯格还观察到了一个同样重要的现象：国家在预测战争持续时间方面，通常表现不佳，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糟糕。
“国家极少能准确预测战争的持续时间，”格林伯格强调。这一发现构成了她正在进行的第二个研究项目的核心基础。她目前正在深入探究为什么国家会“毫无准备地走向战争”，以及为什么它们总是错误地认为战争会迅速结束。她认为，如果决策者能够从历史中汲取教训，他们会发现几乎所有的人类历史都与这种快速结束战争的假设背道而驰。这种对战争长度的系统性误判，不仅影响着战时贸易政策的制定，也对军事战略、资源分配乃至战后重建规划产生深远影响。
格林伯格认为，关于交战国之间的贸易和经济关系，学者们还有很多值得深入探索的领域。她希望她的著作能像一块基石，激发更多学者对这一主题进行深入研究。“我几乎可以肯定，我通过这本书仅仅触及了冰山一角，”她总结道。这表明，对战时经济行为的理解，仍有巨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等待发掘，它将持续挑战和丰富我们对国际冲突与合作的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