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人工智能监管的大潮下，科技巨头们对于欧盟的《通用人工智能行为准则》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谷歌率先妥协，在7月30日宣布签署该准则，紧随微软和OpenAI之后，成为又一家向监管低头的美国科技企业。而Meta则反其道而行之，成为首个公开拒绝签署此准则的主要AI开发商，这一举动无疑在行业内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深思。
欧盟的《通用人工智能行为准则》作为全球首个区域性的AI治理框架，其核心在于要求签署的企业承诺实施一系列透明的内容标注机制，建立完善的版权保护系统，并确保生成内容的每一个环节都具有可追溯性。虽然该准则在《人工智能法案》正式生效前仅仅是一个过渡性的自律协议，但其所蕴含的监管风向标意义不容忽视。换句话说，它不仅仅是一纸协议，更是未来AI监管趋势的风向标。
谷歌在此事件中展现出了一种典型的战略灵活性。其全球事务总裁肯特·沃克在声明中强调了对“负责任的AI发展”的支持，并承诺投入高达1000万欧元的资金，用于在欧洲建立AI技能培训基金。这种妥协的背后，是谷歌对现实的深刻考量：一方面，它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规避“不合作”可能带来的舆论风险；另一方面，通过积极参与规则的制定，从而在未来的AI领域竞争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然而，谷歌在表示妥协的同时，也保留了对该准则的批评权，尤其是在版权条款方面，谷歌认为这可能会迫使企业公开训练数据，从而导致商业机密的泄露。此外，审批流程的冗余也可能会延缓产品的迭代速度，从而影响创新。
相比之下，Meta的立场则显得更为强硬和具有对抗性。其政策沟通主管蒂姆·克劳福德直言不讳地指出，该准则存在“法律不确定性”，并特别反对将生成式AI内容标记义务扩展至基础模型层面。分析人士认为，Meta之所以采取如此强硬的立场，与其旗下Llama系列开源模型的特殊性有关。这些开源模型更容易受到版权条款的冲击，而且Meta的广告驱动商业模式对内容管控的要求也更为敏感。Meta的这一拒绝举动，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使得亚马逊、特斯拉等企业在签署该准则时更加犹豫和观望。
产业界的分歧，本质上是对创新与监管之间平衡点的不同认知。谷歌的妥协，反映了其“监管融入”策略——即通过积极参与监管规则的制定，从而在监管框架内寻求发展机会。早在2023年，谷歌就已经在全球设立了7个AI伦理研究中心，以更好地应对AI发展带来的伦理挑战。而Meta的抵抗，则延续了其一贯的“监管博弈”传统，就像其在数据隐私领域与监管机构的对抗历史一样。欧盟内部市场委员蒂埃里·布雷顿的回应颇具深意：“自愿准则阶段过后，立法约束将不可避免。”这句话暗示了欧盟未来可能会采取更为强硬的监管措施。
这种分化将会产生多重影响。首先，它可能会加剧监管套利风险，使得一些企业将研发资源向监管更为宽松的地区转移，从而规避严格的监管要求。其次，它可能会延缓产业标准化进程，使得不同平台的内容标识系统形成新的技术壁垒，从而阻碍AI技术的互联互通。最重要的是，它预示着全球AI治理将进入一个“规则竞争”的阶段，美国NIST框架与中国生成式AI管理办法正与欧盟体系形成制度博弈，未来AI领域的国际竞争将更加激烈。
当前，AI监管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技术治理范畴，成为数字主权竞争的重要维度。谷歌与Meta的选择差异，既反映了企业战略文化的不同，也凸显了科技巨头在塑造全球规则时的复杂计算。随着欧盟《人工智能法案》将于2024年正式实施，这种分歧或将催生更深刻的技术路线与商业模式分化。在创新激励与风险防控的天平上，全球科技产业仍在寻找那个微妙的平衡点。
人工智能（AI）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引发全球范围内的监管讨论。欧盟推出的《通用人工智能行为准则》旨在规范AI行为，但科技巨头们对此反应不一。谷歌选择妥协签署，而Meta则明确拒绝，这反映了企业在创新与监管之间的权衡。
谷歌的妥协，体现了其“监管融入”策略，通过参与规则制定来获取话语权。Meta的抵抗，则延续了其“监管博弈”传统，对准则中可能限制其开源模型和广告业务的条款表示担忧。这种分歧可能导致监管套利、产业标准化延缓，并预示着全球AI治理进入“规则竞争”阶段。
随着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的临近，科技巨头们在创新与风险防控之间的平衡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全球科技产业正在寻找一个微妙的平衡点，以应对AI监管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总之，面对AI监管，科技巨头们需要审时度势，制定合适的战略，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监管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