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AI）技术的飞速发展正深刻重塑诸多行业，法律领域亦不例外。然而，伴随其潜力而来的，是对司法公正和体系公信力的潜在风险。其中，生成式AI所产生的“幻觉”——即凭空捏造事实或引用虚假信息——已成为当前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挑战。近期美国乔治亚州的一宗案件便鲜明地揭示了这一问题，引发了业界对法官AI素养、法律文件审查机制及整体司法应对策略的广泛讨论与反思。
AI“幻觉”的本质与司法影响
生成式AI模型在处理复杂法律文本时，可能因训练数据不足、算法缺陷或上下文理解偏差，导致生成看似合理实则完全虚构的法律判例或引用，即所谓的“幻觉”。这种现象在法律语境下尤为危险，因为法律判决的基石在于事实的准确性和判例的真实性。
乔治亚州上诉法院法官杰夫·沃特金斯（Jeff Watkins）最近处理的离婚纠纷案即为典型例证。在该案中，一份由律师起草的判决书部分引用了“两个虚构的案例”以及“两个与案件无关的案例”，最终导致原判被撤销，涉事律师亦受到2500美元的制裁。此事件凸显了法官在未仔细审查由AI辅助生成的法律文件时，可能面临的巨大风险。
尽管沃特金斯法官未能明确证实这些虚假引用完全源自AI，但其“不规范性”强烈暗示了生成式AI的介入。这种由AI错误导致的判决偏差，不仅耗费了宝贵的司法资源与当事人时间，更严重的是，它削弱了公众对司法体系公正性和权威性的信任。虚假信息可能剥夺当事人提出最佳辩护的机会，长远来看，甚至可能促使当事人质疑司法裁决的真实性，从而对整个司法流程产生“玩世不恭”的态度。
法官AI素养的迫切需求
专家普遍认为，像乔治亚州这样的AI误用案例在未来很可能成为常态，尤其是在案件量巨大、资源相对匮乏的基层法院。德克萨斯州第五上诉法院退休法官、福克纳大学法学教授约翰·布朗宁（John Browning）在其著作中早已警示，律师过度依赖AI生成内容而不加核实，是最大的道德风险。如今，法官亦面临相似的审视。若法官在审理过程中未能有效识别出律师提交的、可能包含AI“幻觉”的法律文件，则可能无意中将这些虚假信息纳入判决，进而影响司法公正。
当前，只有少数几个州，如密歇根州和西弗吉尼亚州，已开始强制要求法官提升其在AI方面的技术能力。这种“技术胜任力”被视为识别AI红旗、阻止其对司法系统造成破坏的关键。然而，司法界对AI的接纳程度不一：部分法官选择禁用AI工具，另一些则要求强制披露AI使用情况，但这些措施并非普遍适用。
更为复杂的是，随着AI功能日益内嵌于主流法律工具中，律师有时甚至难以辨别其是否使用了AI，这使得强制披露的有效性面临挑战。布朗宁法官指出，未来期望律师验证所有AI生成输出可能变得不切实际。因此，对法官和律师进行持续的AI教育与伦理指导，成为应对此挑战的根本途径，以避免因对AI的无知或过度自信而导致司法偏离。
司法系统面临的深层挑战
国家州法院中心（NCSC）的报告指出，ChatGPT等AI工具的普及，使得大量当事人（包括高频诉讼者和无力承担律师费用的自诉人）更容易提交法律文件，这可能进一步加剧法院的案件负荷。虽然美国法律体系的“对抗性”本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通过对手方律师发现并指出虚假引用，但这种机制并非万无一失。在案卷量庞大、诉讼双方资源不对等或当事人疲惫不堪时，AI生成的错误很可能被忽略，从而导致不公正的裁决。
法官在应对AI挑战时，不仅要识别律师提交的文件中的AI谬误，自身使用AI协助判决草拟也需慎之又慎。乔治亚州司法委员会人工智能特别委员会在2025年7月发布的报告中承认，目前尚无成熟的监管框架可供司法系统采纳AI技术。这意味着法官们在缺少明确指导的情况下，需要保持高度警惕，以避免无意中采用有偏见的算法、不当委托自动化工具或滥用AI生成数据来辅助司法决策。
面对未来可能涌入的AI辅助提交的法律文书，无论是初出茅庐的年轻律师，还是可能因未核查AI草稿而受到制裁的资深律师，都需要法官持续的审慎和监督。第十一巡回上诉法院法官凯文·纽瑟姆（Kevin Newsom）在实践中尝试利用AI辅助撰写意见，这表明AI辅助司法判决已成为现实。因此，法官必须深入了解AI的运行机制和潜在陷阱，以确保技术能增强而非损害司法决策的公正性。
应对策略与前瞻性思考
为应对AI在司法领域带来的挑战，多方专家提出了系统性策略。首先，强化教育与伦理指导至关重要。这包括为法官和律师提供专业的AI培训课程，帮助他们理解AI的工作原理、识别“幻觉”迹象以及掌握负责任的使用规范。例如，布朗宁法官指出，识别虚假案例的一个简单标志是报告书中出现不属于该州的缩写，或案例编号中含有“123456”等异常序列。
其次，技术辅助与数据共享是提升审查效率的关键。普林斯顿大学POLARIS实验室的研究员彼得·亨德森（Peter Henderson）倡导建立一个开放、免费的集中式判例法数据库。这样的数据库能让研究者更容易开发工具，快速准确地验证法律引用，从而显著改善目前分散且常需付费才能获取案例信息的现状。通过跟踪律师在法庭上使用哪些AI模型，甚至可以揭示这些模型可能在法律论证中推广的特定观点，进而为必要的司法干预提供依据。
再者，制度创新与激励机制或许能提供额外保障。麻省理工学院负责任使用生成式AI法律工作组的联合主席达扎·格林伍德（Dazza Greenwood）提出了“赏金制度”的设想。该制度鼓励当事人或法院其他官员举报法律文件中引用的虚假案例，并从对违规律师的制裁款项中获得奖励。这种机制旨在通过经济激励，促使律师更加谨慎地核查AI生成的文本，从而减轻法官作为“监督者”的负担，并提高AI错误被发现的概率。
此策略的实施并非没有挑战，但其核心在于建立一个确信其工作将被严格检查的机制，从而促使那些习惯“偷工减料”的律师改变行为。格林伍德认为，仅仅依靠“羞辱和制裁”不足以彻底消除AI幻觉，因为这可能导致法院资源耗尽，而非直接解决问题。通过多维度、前瞻性的策略，司法系统有望在迎接AI机遇的同时，有效规避其带来的风险，维护司法程序的严谨性与公信力。
结论
人工智能在法律领域的深入应用已是大势所趋，它无疑将持续改变法律实践的面貌。然而，任何技术的引入都伴随着潜在的风险，尤其是在关乎社会公正和个人权利的司法领域。乔治亚州案例以及专家们的警示，共同强调了在享受AI便利的同时，必须对其可能产生的“幻觉”和偏见保持高度警惕。未来的司法体系，需要法官、律师、技术专家及立法者共同努力，构建一套健全的AI治理框架，包括持续的教育、创新的审查工具以及灵活的监管政策。
最终，无论技术如何进步，司法裁决的终极责任仍将归属于人类法官。法律推理、同理心、对公平的坚定信念以及对伦理的恪守，这些人类特有的品质是任何AI工具都无法复制的核心要素。唯有将AI作为辅助工具，并始终以人类智慧和判断力为主导，才能确保人工智能真正赋能司法，而非使其偏离公正的轨道，从而巩固公众对法律体系的信任与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