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现代治理的基石——公民自觉合规
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如何有效促使公民自觉遵守法律法规与政策，而非仅仅依赖强制性监控，是各国政府普遍面临的核心挑战。正如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治理实验室主任兼创始人Lily L. Tsai所指出的，对所有公民进行事无巨细的监控并捕捉所有违规行为，在物流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政府必须仰赖公民的自愿合规，尤其是在税收这一关乎国家财政命脉的关键领域。税收不仅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基础，更是公民与政府之间社会契约关系的重要体现。
近期发表在《世界发展》期刊上的一项研究，由Tsai教授及其团队深入探讨了影响中国公民财产税缴纳意愿的多种因素。该研究通过一项严谨的面对面财产税缴纳实验，得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结论：当实验参与者感知到政府官员正在积极监控并惩处腐败行为时，他们缴纳税款的意愿会显著提高。这一发现不仅为理解税收合规提供了新视角，也对全球范围内的政府治理实践，特别是在建立和维护公民信任方面，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
中国财产税的独特背景与挑战
在中国，财产税的征收历史相对较短且覆盖范围有限，目前仅在重庆和上海两座城市进行试点征收。这一税种在中国的推行面临特殊的挑战，主要源于私人住房所有权在中国家庭财富构成中占据的绝对主导地位。与美国私人住房仅占家庭财富的29%相比，中国高达64%的家庭财富以私人住房的形式存在。这种高占比使得政府在推行财产税时，格外关注可能引发的公民抵触情绪，以及如何有效引导公民自愿接受和缴纳这一新兴税种。
Tsai教授及其团队的研究正是基于这一背景，旨在探索政府可以采取哪些策略来增强公民缴纳财产税的意愿。学界普遍认为，公民的税收合规性可能受到两类政府行为的影响：一是政府对其公民需求的响应程度，例如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二是政府对其内部官员的问责力度，特别是对腐败和渎职行为的惩罚。本研究通过结合问卷调查和实验室实验两种方法，对这些理论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
问卷调查：公民对政策偏好的初步洞察
研究的第一阶段是对中国公民进行一项广泛的问卷调查，以探究他们对不同假设性财产税政策的偏好。调查结果清晰地显示，受访者普遍倾向于那些允许公民对税收收入使用提出意见的政策，以及那些明确规定对腐败官员进行制裁的政策。这表明，公民不仅关心税收的经济负担，更重视政府在税收管理中的透明度和公正性。
值得注意的是，调查还发现，受访者对允许政府回应公民需求和对官员进行问责的政策支持度，与对具有经济效益的政策（例如较低的罚款或首次购房免税）的支持度大致相当。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它挑战了传统上过度侧重经济激励的观念，有力证明了非经济因素，特别是政府的公信力和道德合法性，在影响公民税收行为方面同样能够产生显著的影响。Tsai教授强调：“这证明我们确实应该关注非经济因素，因为它们对纳税行为可能产生相似程度的影响。”
实验室实验：揭示问责制对税收合规的关键作用
为了更精确地测量不同因素对纳税行为的因果效应，研究的第二阶段在上海进行了一项实验室实验。研究人员招募了参与者，让他们在iPad上进行一项模拟财产税缴纳的游戏。游戏结果将直接影响参与者最终获得的真实金钱奖励。通过这种方式，研究人员能够在一个受控环境中观察并量化参与者的纳税行为。
实验参与者被随机分为不同的处理组：
- 政府回应性组：部分参与者被告知政府采纳了他们对财产税收入使用方式的偏好，而另一些则被告知他们的偏好未被考虑。这一设置旨在模拟政府对公民需求的回应程度。
- 腐败惩罚组：部分参与者得知有腐败官员挪用了财产税收入，且该官员已被捕并受到惩罚；而另一些则被告知该腐败官员逍遥法外。这一设置旨在模拟政府对腐败的问责力度。
实验结果揭示了关键的差异。研究发现，当参与者得知政府对他们的需求做出了回应时，其缴纳财产税的意愿并未发生显著变化。然而，一个截然不同且更为强烈的效应出现在了“腐败惩罚组”中：当参与者得知腐败官员被绳之以法时，他们缴纳财产税的频率显著增加。
Tsai教授对此表示：“看到人们如此关心高层权威是否确保税款不会因腐败而被浪费，真是令人惊讶。”她在2021年的著作《当人们渴望惩罚时：报复性正义与威权主义受欢迎之谜》中进一步阐释了这一现象：当权威机构愿意惩罚其内部官员时，这可能向民众传递一种信号，即领导者具有道德正直感并与普通民众拥有共同的价值观，从而使其显得更加合法。
尽管研究人员预期政府回应性也会影响税收缴纳，但Tsai教授解释称，对于那些缺乏直接公民参与渠道的地区居民而言，在实验室环境中提供参与决策的机会可能无法产生同样强烈的共鸣，这并非完全出乎意料。这一发现也暗示，即便在公民直接发声的机会有限的情况下，政府仍有其他途径来构建合法性，并促使公民自愿遵守规则。
机制深析：信任、合法性与合规性的内在关联
这项研究的深层意义在于揭示了政府问责制，尤其是反腐行动，如何通过影响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和合法性认知，进而驱动其税收合规行为。这种机制是多维度的：
信任的重建与强化：腐败是对公民信任的严重侵蚀。当政府对腐败采取坚决打击并公开惩处的行动时，它向公民传递了政府致力于维护公共利益、而非为少数人谋私利的明确信号。这种透明且公正的问责机制，有助于修复和重建公民对政府的信任，使公民相信其缴纳的税款将用于正当目的，而非被挪用或浪费。
合法性的内在提升：政府的合法性不仅来源于其提供的公共服务，更深层次地来源于其道德权威和公正性。对腐败的零容忍态度，恰恰是政府道德合法性的有力证明。当公民看到政府有能力且有意愿纠正自身的错误，惩罚内部的失职者时，他们会认为政府是一个值得信赖、具有正义感的机构。这种感知到的道德高地，使得政府的税收要求更具说服力。
社会规范的塑造：政府的反腐行动不仅仅是针对个别腐败分子的惩戒，更是一种社会规范的宣示和强化。它向全社会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正直和廉洁是政府行为的基准，任何腐败行为都将受到严惩。这种规范的建立和内化，有助于形成“合规是理所当然，违规将付出代价”的社会共识，从而潜移默化地引导公民自愿合规。
心理成本的降低：纳税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支出，也包含着公民对政府使用这些资金的心理预期。当公民担忧税款会被腐败分子挪用时，这种担忧会增加纳税的“心理成本”，使其感到不情愿。而政府强有力的反腐行动则有效降低了这种心理成本，减轻了公民的疑虑，使得纳税行为在心理上更容易被接受，从而提高自愿合规的可能性。
政策启示：构建有效治理的路径
本研究的发现为各国政府，特别是中国政府，在提升治理效率和公民合规性方面提供了宝贵的政策启示：
持续深化反腐与问责机制：研究明确指出，对腐败的有效监控和惩罚是提升公民税收合规意愿的关键驱动力。政府应不遗余力地深化反腐工作，确保问责机制的健全、透明和公正，让腐败分子无处遁形，并向社会公开反腐成果，以此增强公众信心。
提升政府透明度与公信力：除了实际的反腐行动，政府还应注重提升其运营的透明度。例如，公开税收的征收与使用情况、定期发布官员廉政报告等，都有助于向公众传递政府致力于公共利益的决心，从而有效增强其公信力。
多元化合法性建设：即使在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公民直接参与政策制定的渠道可能有限，政府依然可以通过彰显其道德完整性，建立其内在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并非仅仅来源于民主程序，更来源于政府对公平正义的坚定维护，以及对权力滥用的坚决抵制。
平衡经济与非经济激励：政策制定者在设计税收政策或其他公共政策时，不应仅仅聚焦于经济杠杆，而应充分认识并利用非经济因素，特别是公民对政府公正性、廉洁性和道德权威的感知。将强有力的反腐措施与合理的经济激励相结合，能够形成更具效率和可持续性的合规机制。
展望：超越形式的治理智慧
当前全球范围内，民主制度面临挑战，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普遍下降。在此背景下，本研究的发现尤为重要。它表明，政府的合法性并非完全依赖于其形式上的民主架构，而可以在于其对腐败的坚定打击和内部问责。通过有效且透明的反腐机制，政府能够向公民证明其致力于公共利益的承诺，从而赢得民众的信任和自愿合规。
这项研究为全球各国政府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复杂多变的治理环境中，建立和维护道德权威与公正形象，是实现有效治理和公民自觉遵循的关键。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在不同政治文化背景下，反腐与回应性如何协同作用，以实现更深层次的公民参与和国家发展。此外，也需要更深入地研究在长期实践中，这种基于问责的合法性建设能否持续维系，以及如何应对可能出现的公民期望变化，以确保政府治理的长期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