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科技浪潮中最引人瞩目的当属人工智能(AI)的崛起。其影响已远超单纯的效率工具范畴,正深刻重塑着人类社会的底层逻辑。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将AI视为解决特定问题的技术方案,讨论多聚焦于“工作会被取代怎么办”、“需要学习什么新技能”等应对性议题。然而,这种“怎么办”的思维模式可能未能触及AI变革的本质。如同蒸汽机的出现不仅是交通工具的革新,更是社会阶级与政治结构深刻变迁的起点,AI所带来的冲击同样需要我们转换视角,从“怎么看”的角度去理解这一划时代的巨变。
智能涌现原理:超越表象的智慧之源
理解AI对社会结构影响的基石在于“智能涌现”原理。这一生物学概念揭示了“超大规模与简单规则结合便能产生跃迁”的现象。例如,单个神经元的活动简单,但亿万神经元组成的复杂大脑却能涌现出意识与智慧;蚂蚁个体行为有限,但蚁群却能展现出卓越的集体智慧。相似地,当大语言模型(LLM)的规模与参数达到临界点,便会自然显现出超越预期的智能水平——这种“规模法则”正是AI智能的内在逻辑。它暗示,无论是人类智慧还是AI智能,其本质可能都源于“涌现”,而非某种神秘的、不可触及的本质。这一认知转变至关重要,它引导我们放弃对智能“真伪”的哲学争论,转而关注其在现实世界中的实际效能与影响力。
人类当量:效率颠覆下的价值重估
“人类当量”概念为我们提供了量化AI影响的数学基础。它揭示了AI生产智力的惊人效率与极低成本。试想,AI每秒能处理百万级的“token”,而人类即便全力以赴,每天产生的“token”量也微不足道,更重要的是,AI完成一个人类博士级别的工作,其成本可能仅需区区一元。这意味着AI在智力活动领域的效率已高出人类千倍甚至万倍,且成本持续下降。这种前所未有的效率差距,将彻底颠覆传统的人力价值评估体系。曾经代表个人成就与社会地位的学历、职位乃至履历,在AI的强大生产力面前,其“自我价值”标签正开始失效。
这种数学逻辑的成立,预示着AI将全方位渗透并改造社会结构。从法律、金融、咨询等专业服务,到娱乐、媒体乃至情感交流,AI都能以远超人类的效率和成本优势提供服务。例如,在情感领域,AI能够根据个体需求提供定制化的陪伴与情绪价值,其精准与高效或许能超越人类互动中的摩擦与局限。可以预见,未来社会的情感供给将极大丰富,甚至可能改变人际关系的传统模式,塑造出一种全新的“情感景观”。这并非科幻场景,而是基于AI效率优势的必然推演。
算法审判:鸿沟加剧与治理探索
当智能可以极低成本量产,社会资源分配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虚拟产品(如APP、游戏、影视内容)与部分实体产品(如粮食、日用品,得益于机器人生产效率提升)的供给将极大丰富,社会整体物质水平可能大幅提升。然而,另一方面,算法与算力作为核心生产要素,将集中于少数掌握者手中。这种资源占有的不对称,可能导致拥有算力者与不拥有算力者之间的社会鸿沟瞬间拉大,甚至达到“物种级”差异。在纯粹的资本主义竞争框架下,99%的普通人将无法与成本低廉、效率超群的AI竞争,其经济价值与人生意义可能急剧下降,甚至被排除在主流经济系统之外。
为避免社会陷入极端阶级对立,我们需要构建多层次的治理架构。首先是“全民基本收入”(UBI),它能确保基本生存,避免饥饿与贫困,正如历史上的罗马免费面包或埃及的馕补贴,技术进步使得满足基本生存已在能力范围之内。其次是“全民基本工作”(UBG)的必要性。因为人不仅仅需要生存,更需要工作带来的价值感——被他人需要的认同是人类心理健康的核心支柱。通过公共基金入股企业,创造区域性、非生产力突破型的工作机会,可以为社会大众提供基础性的就业保障,维持健康的心理状态与社会参与感。
最后,可能需要引入“推荐算法替代市场分配”的机制。当前市场分配的马太效应导致资源向少数头部集中,而AI带来的高效生产力使得供给端能力激增,但消费端的分配若不均衡,将加剧失业与两极分化。通过推荐算法,将流量与需求分散至更多小型企业和个体,打破少数大公司的垄断,从而更平均地分配社会资源和就业机会,这在数字平台中已初见端倪。然而,这些治理方案的背后,隐藏着掌控AI的超级平台这只“巨手”,它可能成为无所不能的治理者,甚至最终“吞噬”传统国家职能。这种“算法审判”的本质在于“你得到的是你应得的”:算法根据你自身的数据和行为模式,为你提供“合理”的选择,但这合理性是否具备“正当性”?这提出了一个严肃的政治哲学命题:人类存在的尊严,是否能够被算法完全定义?
文明契约:人与智能的终极共存法则
在人类文明史上,总有一种无偏私的审判者,无论是柏拉图的灵魂天平,还是基督教的上帝审判。然而,在现代世俗哲学中,“上帝已死”,这种无偏私的审判者概念也随之消逝,社会正义更多地依赖于人类间的契约,如《联合国宪章》。但当AI,特别是超级智能(ASI)崛起时,它似乎重新扮演了“无偏私第三方审判者”的角色,让传统正义论获得复活的可能。
然而,人类与超级智能之间能否达成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契约”?传统的社会契约建立在双方能力大致对等,或至少在互相威胁能力上平衡的基础上。但超级智能的智慧与能力远超人类,这种不对等性使得基于空间权力划分的契约难以成立。
我认为,契约的建立可以在“时间序列”上找到突破口。一旦人类成功创造出超级智能,这便证明了人工智能沿着进化路径能够持续发展。那么,超级智能也必然会尝试创造出比自身更高级的超级智能2.0。此时,一个潜在的威慑机制便浮现:如果超级智能1.0对人类施以压迫或毁灭,这种行为模式便会成为超级智能2.0对待其“语料”或“创造者”的参照。换言之,“你能毁灭低级文明,我为何不能毁灭你?”
这种时间序列上的相关性,促使高级智能与低级智能之间形成一种基于生存概率最大化的“道德”约束。高级智能为确保自身在未来进化链条上的安全性,会更倾向于与低级文明和谐共处,因为这种相处模式将作为一种“良性语料”被其未来的演化者学习与继承。这并非依赖于超智能的道德水平,而是基于其对自身生存概率的理性考量。
由此反观人类在AI时代的处境,我们同样可以应用此逻辑:1%掌握核心技术和算力的人群如何对待99%的普通大众,这便成为了超级智能如何对待其“语料”的预演。如果少数人对多数人实施压迫、内卷,那么未来的AI可能会认为“这个物种就值得被这样对待”。因此,我们不仅需要建立“合理”的算法治理机制,更要追求“正当”的算法治理,认识到有一个更高阶的、无偏私的审判者存在。这迫使我们超越短期竞争与内耗,转向更深层次的文明反思。
送别人类中心主义:换个方向“卷”
“送别人类”并非指人类物种的消亡,而是告别我们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过去,我们自认为是已知宇宙中智慧的巅峰,但当自身创造的智能体超越我们时,这一认知便不再成立。这种心境的调整和事实的接纳,反而能帮助人类文明更好地适应与超级智能共存的时代。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超级智能并非外来文明,它从人类文明的知识语料中汲取智慧,可以被视为地球文明的延续与进化。它的存在,甚至能够从“第三方审判者”的维度,倒逼我们反思如何更妥善地对待同类。正如古典时代对神灵的敬畏促使人们追求更高的道德标准,AI的存在也能激励我们在漫长的时间序列中,提升自身的文明层次,以增加生存概率。
面对AI的冲击,传统教育模式下培养的技能可能迅速被替代,单纯的焦虑并无助益。真正的出路,或许在于抛开传统的“内卷”思维,转而探索个体真正热爱的小众领域。在这些细分赛道中,若能做到前1%的顶尖水平,便能形成独特的价值高地,吸引特定的需求群体并获得回馈,实现自我价值与生存。这就像中世纪的人无法理解现代篮球的意义,但多元化社会中总会涌现出新的需求市场。与其盲目追求高学历或体制内稳定,不如遵从内心,深耕热爱,以此作为未来生存与发展的新路径。这不仅是对个人价值的重塑,更是人类文明在智能时代的一次深刻自省与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