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教育领域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IDEA研究院2025年大会上,沈向洋院士提出智能演进的五个维度,引发教育界深思。当70%的大学生选择AI专业,传统教育模式如何适应?本文深入探讨AI时代的教育变革,从大学校长们的应对策略到新型科研机构的创新模式,再到AI编程语言对未来职业的影响,揭示教育机构如何在AI浪潮中找到自己的定位。
AI时代的教育困境与机遇
深圳的冬天依然晴朗无云。站在2025年IDEA大会的会场,我今年最大的感受是大会现场有关「AGI焦虑」变少了,对AI落地的「颗粒度」变细了。与去年相比,人们不再讨论AGI到底什么时候到来,不再充斥着对参数规模的盲目崇拜,而是更关注如何让AI带来更多的价值。

大会的核心看点依然是IDEA研究院创院理事长、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沈向洋。不同于其他大厂高管热衷画「技术路线图」,沈向洋这次给出的更像是一个「思考框架」。他没有预测下一个GPT-6何时到来,而是直接抛出了智能演进的五个维度:算法范式、智能载体、交互范式、计算架构、数据。当前,绝大多数AI创业公司只在「算法」或「应用」这两个维度上卷,而忽略了系统性看待AI上下游的重要性。
我们从这次主题演讲能够比较明显地看出沈向洋想要传递的信号是:AI的下半场不仅仅是模型参数的竞争,而是各个维度之间的协同性。
顺着这个逻辑去看现场展示的「具身智能」成果,我们就能发现如今最关键的不是造机器人,而是解决「脑-手」协同的难题。在会议现场,沈向洋表示,在具身智能的众多攻关点里,灵巧手是技术复杂度的珠峰:「人手的魔法在于它既能搬箱子,也能穿针引线。所以,灵巧手可以说是人类在人工智能面前最后的尊严。」

一年过去,IDEA还在大湾区的具身智能领域交出了三份答卷:针对末端执行的灵巧手大赛、聚焦通用落地的DINO-X Grasp,以及国内首个模块化具身智能软件平台Tairos。其中,DINO-X Grasp在上一代视觉大模型的基础上,能够在开放世界环境中完成2D认知理解、物体抓取位姿预测以及3D形状感知。这意味着机器不仅能「看见」,还能真正「看懂」并以此指导行动。
在现场展示中,我们能看出IDEA并未将低空经济简单视为无人机硬件的堆叠,而是将其定义为一个复杂计算架构与交互问题。当低空出现成千上万架飞行器时,现有的空管系统和通信算力是无法支撑的。这种从底层协议到调度系统的综合布局,本质上也算是「新基建」层面的竞争。谁先制定了这套标准,谁就真正掌握了低空经济的话语权。沈向洋发布的《低空时代》及《低空经济发展白皮书4.0》,正是试图建立基于四维时空数据的交换与计算标准。
除此之外,IDEA研究院在过去一年里还落地一些新成果。无论是能将海量分子筛选周期从数周压缩至分钟级的Mozi药物发现平台,还是将数据分析从人工主导推向「智取万数」的经济超脑,亦或是进化打造AI原生编程语言MoonBit,都展示了IDEA研究院如何让AI作为工具深度嵌入垂直领域。
当然,主题演讲只是序章,更深度的思想碰撞发生在随后的圆桌之上,多位院士校长与企业高管汇聚一堂,围绕AI与教育、AI时代的新型科研机构以及AI对软件工程的影响与机遇等教育话题展开了激烈探讨。
当70%的学生选择AI,教育如何应对「暴力式创新」?
教育模式的根本转变
我们进入AI时代以后,很多的教育、培养会不会跟以往有不一样的方式?
哈工大校长韩杰才表示:「AI出来以后讨论最多、担忧最大的就是大学校长,我们大学校长坐在一起谈的都是AI。AI作为新一代的工具性的东西创新更容易,但要考虑的是把创新水平放在哪个阶段?低水平创新现在不需要,AI就可以替代。这就要求我们未来培养的人要更高水平,我们学生的水平要高于智能体。」
大学有老师,有智能体、有学生,是三元结构,老师水平比智能体低就麻烦了。现在学生获取知识方面很容易,我们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韩杰才认为:「我在大学当校长的时候,认为有两个事是必须的:一是基础性的东西,100年基本上没变的基础一定要掌握透。二是通过实践,坐在教室学习肯定是不对的,大学里全面改变了学习模式,以学习为主体。现在是人工智能强化学习,学生可以让AI作为工具来用。」
个性化教育的必要性
韩杰才进一步解释道:「下一步如果是自主学习的话,大学要干什么?大学一个是平台作用要凸显出来,通过你这个平台可以从社会、全世界,特别是顶尖资源里培养人的能力就变得非常重要。个体获得这些资源难度大资源。我们现在强调基础研究,要关注原创性、颠覆性技术的需求、创新也不是原来拿来主义的东西,底层的逻辑是你的,这就越来越重要。」
哈工大的创新模式是:「我们的创新从大学开始做项目,大一一进入哈工大就让学生必须进入实验室,需要什么知识,该学哪个老师的课就去学,一生一策个性化的教,这样才能有个性化、特色突出的创新人才。」
学科交叉的挑战与机遇
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长倪明选分享了他们的改革经验:「我们学校大三才选专业,选任何专业没有名额限制,现在第一批学生70%选AI,20%选大数据,10%选智能制造,学生知道智能制造重要,可是他妈妈讲你只有选AI,因为报纸上天天讲AI。教育要改很多问题。改革最大的阻力就是老师,我们学校的老师都是国外名校回来的,可是他们在国外研究成果很好、paper写很多,国外的教学和学生的素质也不一样。回到AI的时代,学生比你还聪明,AI比你用得还好,对老师的挑战是很大的。」

倪明选进一步表示:「我们学校不会用AI工具的老师基本上不能通过考试。我们发现AI真正的突破很大程度上是暴力式的创新,AI显学进入暴力式的创新,需要堆很多的资源,会不会变成更多工程化、使命型的创新?学校暴力不起来,几千卡都不得了,只有有些实验室才能做些暴力的东西。学校发展来讲,目前的暴力是大语言模型,应用还没做得很好,学校里做很多AI+的东西,智能体推理做得比较多。」
平衡学生选择的挑战
当学生「暴力选择」AI专业时,大学校长如何平衡学生的未来?这个周期很长,他这次暴力选了,四年以后才能证明错了,他已经没有机会纠正了。
倪明选坦言:「我上个礼拜四选择30个本科生到我家里来聚餐,我也跟同学说了同样的问题,不管做制造、材料、微电子都这么鼓励他们,但父母说必须选AI,现在是没办法跟父母沟通。学校没资源做暴力美学,学生已经开始暴力选择AI的时候,作为大学的校长怎么平衡学生的未来?这个周期很长,他这次暴力选了,四年以后才能证明错了,他已经没有机会纠正了。」
新型科研机构的「分账」逻辑与生存法则
新型研究机构的定位与评价
新型研究机构如何定位、如何评价?现在大学里的科研和工业里的科研分不是很清楚,如果我们既想要灵活又想有学术的强项,又想接触市场,各方向的好处都想得,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定位?我们应该关注哪些问题?我们应该向谁报告?我们如何评价我们做得好不好,向外如何汇报我们做得成功?
清华大学汪玉教授分享道:「我还有一个身份是清华大学天津电子信息研究院的院长,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个新型研发机构,这个机构是在2015年成立,到现在十年,政府直接给的钱力度肯定没深圳这么大,当年我们的定位想得比较简单,我们孵化一些有影响力的公司。学校这边构建整个的生态,研究院作为成果转化办公室和对外合作办公室,并没有在里面放研究人员,当时看到的问题是怎么在市场竞争这么激烈的地方吸引最好的人才,这里又给不出最高的薪水,小公司的方式让他们成长起来我们在背后推动,把电子系的成果可以放进去,影响力做大,对于学校是好事,对于天津也是好事。刚才你说的,「股东」要满意,我服务清华成果转化,还要天津给一些支持。这是最早的,第一个五年、第二个五年,我们是这么干的。现在没有站得足够高,我们站在下面一层成果转化,对于一些中小 企业和大企业的需求并没有摸得特别透,我们是孵化的逻辑,中间还有中小企业的逻辑,只靠政府投入不可能长期稳定的干好一个研究院,不能只靠政府投入,三重力量要融合起来。」
学术与工业的平衡
香港科技大学(广州)陈雷教授从学术角度分享:「我到港科大时候倪校长是计算机系主任,我是助理教授,当时港科大拿20篇Top conference和20篇Top journal,加3个RGC就可以升职,非常清楚。我当时很害怕,我玩命的写,玩命的带学生,我申请的是50+50+3。年轻人看到我说,老师你年轻的时候就在玩命写Paper,你现在不让我写Paper什么意思?」
他继续说道:「我们想和工业界结合,大方向要做Impact,那基础学科怎么做?Data For AI,训练的时候怎么把数据集减小做训练,推理怎么用KV Cache,最终落到基础问题Data怎么去存,服务于训练和推理。这是一个基础问题,「既要还要」要跟工业界结合,不能自己写文章,写文章发得很嗨,每天都在写,impact在哪儿。做的过程中不能说老师我是做基础学科的,你给我5年、10年时间我给你憋个大招出来,我说行,但是5年之后你要憋不出来,我要你还是不要你,在此基础上像工业界有那么好的问题,为什么不能随地「下蛋」。我前两天和华为同学聊天,他们说在研究大模型投毒、被污染的问题,这些问题很新很有意义,在学校里面学习不到。哪怕做个专利和论文,至少看见你在做这件事情。转换赛道一定要把这个概念跟年轻人讲清楚,我们怎么去衡量,方向对了,impact也有了,积少成多,也有盼头,这是我的想法。」

多维度评价体系
香港科技大学谢源教授从产业角度补充:「我博士毕业以后第一份工作在IBM做芯片设计,之后做教授,后面切换到AMD Research,再到加州大学,在阿里的五六年期间,阿里的五年是比较特别的时期,一方面我还继续保持加州大学的实验室,那里还可以做非常前沿的研究,同时有阿里的达摩院,相当于是公司的研究团队。第三个角色带着平头哥数据中心大芯片的四个方向,CPU、GPU、存储、网卡芯片,那段时间特别可以感受到今天的问题,UCSB的团队可以做非常基础的工作,Research For Fun,完全兴趣驱动。达摩院是要为产品部门做积累,比较近期的工作,「平头哥」是纯工程的事情,一定要实现5纳米的CPU,实现GPU可以在阿里云里用起来。」
他总结道:「新型研发机构要解决的问题是「达尔文死海」,不需要太考虑能不能落地,完全是兴趣驱动。另一方面产业考虑的是近期,能不能马上用到平头哥的产品里,新型研发机构要做桥梁。评价体系对于新型研发机构来讲,不单纯是以学校或是公司,可能从三个维度,学术影响力就是研究的深度,技术影响力是对整个产业影响,某种程度上是广度问题,产业和社会的影响力是产生价值,能给企业、产业带来价值。」
组织模式的创新
这样的机构应该怎么组织?除了常见的公司项目体系或者学院课题方式?还有什么其他的组织方式吗?怎么能以学科为基础还是项目为基础的两种方式中间找到平衡?
清华大学汪玉教授分享了他们的经验:「电子系有两个一级学科,信息与通讯工程,更多干的是大系统,包括关键的数学基础。另外是偏芯片的,电子科学与技术,在大平台上做基础的器件和芯片。AI时代我自己感受都得有一个中台,底层的大平台,底层大平台本身需要更多的支持,比如说建一条线,我们会有一条线我们叫厨房,老师们或是小团队是厨师,做出菜来,这个菜怎么卖是怎样的事儿。偏器件层面大概率还是要按这套体系,需求的来源是外部的,做菜本身的团队是自由的、小的。我感受到前面的一级学科开始往这个方向走,特别是最近Agent起来,底层还是AI和工具,上面又变成小团队。自己往后走有底层的平台,上面有一些垂直的行业,跟模拟芯片的厂商很像,跟ADI、TI很像,工艺、设计共用的部分是基础,上面一堆不同的团队做分散的产品。」
香港科技大学(广州)陈雷教授介绍了他们的创新模式:「虽然我是信息学院,我办公室旁边坐的人是生命科学,右边坐的是搞材料的,老师一进来是随便选办公室,大学里老师们坐得乱七八糟,找学校的老师开会都要Zoom。学生拿奖学金,老师是没有钱的,要跟学生讲,我可以带这个项目。我带了一个碳中和的项目,做碳吸附、碳存储,我就得找搞环境、碳中和、材料老师,我们组成一个team,这种跟之前完全不一样,原来是校长把钱给我,我为什么要跟你们合作,现在学生都组队了,要把学生抢过来,把钱给想做的学生,老师帮助他们去做,我觉得这种真的是在新型院校里,校长敢大胆改革。作为老师、院长我也不开心,我也没钱,只能求着学生,学生就去参加环境大赛,碳吸附、碳存储,环境大赛都拿奖,而且是一个团队,后面的老师是各领域老师,一下子就把这个方面带起来了,这是非常好可以借鉴的方法。」
资金来源的多元化
怎么支持研究机构,钱从哪儿来?有一个困难,研究的时候经常有些不确定性,我做问题A,后来发现问题A没做出来,对问题B有些进展,但问题B不能挣钱,这个问题经常发生。怎么支持不确定的研究能往前走?
清华大学汪玉教授认为:「这是两份钱,第一份钱是整个机构的钱,整个机构的钱还得找有钱的帮支持,比如说当年贝尔实验室是垄断企业,深圳有钱让政府持续给也不容易,还得把深圳本地潜在有钱的吸引进来,这是最重要的,赚钱的闭环最好跟研究闭环不要太耦合,否则就扭曲了。这样的机构里有20%的人随便干,80%的人有些目标。」
香港科技大学(广州)陈雷教授分享了他们的经验:「谈到钱的事,港科广是政府给钱建的学校,校董会和校长特别要求下未雨绸缪,如果政府不给你钱怎么办?我们已经开始好多相关工作,到目前为止,昨天是第19个工业和学术Joint Lab成立,明年就有30个,每个实验室的投资是1000万,资方会越来越向工业界。假设我做一个很简单的项目、横向的项目,做完了以后不work,但我有一个B,我要做实验室不怕,把B给你,联合实验室要专利给你专利,要论文给你论文,东西出来了。你想让我做A,我做A,B也不错,有专利、有论文,资方也很开心,而且他也收获了意想不到的东西,这种情况下作为高校不可能总靠政府资金,就跟工业界合作,帮工业界做点东西你总得给我钱吧,而且越来越多,五年以后有100家Joint Lab,这个学校就没有问题了,学生的项目也会做得非常开心,这是我们学校和工业界强强合作。」
香港科技大学谢源教授则提出了不同的资金分配比例:「他们谈到找钱,用钱的角度就是用灵活的资金支持动态的合作,服务于坚定的方向就可以。汪玉提到八、二分,在我这儿是四四二分,基础有40%,40%是项目相关,20%是作为侦察兵、种子,这是对应汪玉的八二。」
AI原生编程语言出现时,程序员都消失了吗?
AI友好的编程语言
TypeScript语言第一次超越Python成为GitHub最受欢迎的编程语言,因为TypeScript可以更好的让AI生成。未来有专门为AI设计的AI友好的编程语言吗?
中山大学王焱林教授分析道:「这个月GitHub出了报告,TypeScript成为Top1的编程语言,这是过去十多年编程语言格局最大的改变。我总结出最大的区别,TypeScript是静态的语言,MoonBit也是静态的,我也看好MoonBit的发展。我认同AI友好的编程语言的概念,也有一些语言特性是未来作为对AI友好编程语言一定要有的,一是类型系统是静态约束越清晰、越强越好。二是模型对机器是友好的,这也是TypeScript做得比较好的点。三是对人友好,最终的编程知识要转到人上。四是特别重要但比较被人注意到的,要对演化友好,现在coding Agent出来很震撼,给他一个指令就会做出一个游戏、网站,但是是需要迭代的,他生成很多的东西里面有很多的错误,我们迭代的时候才是最痛苦的。未来编程语言设计一定要把刚才这几个点考虑进去。」

AI编程智能体的核心竞争力
微软的Copilot送Token更多,可以说量大管饱。AI编程时代,AI Coding智能体的护城河在哪里?
王焱林教授认为:「Cursor有一个很大的特点,迭代速度非常快,几个月可以迭代非常多次,背后的原因是最看重的是体验,开发者在IDE里到底体验、流畅感是怎样,也是Cursor的硬实力,硬实力会被厂商抹平,一些软实力,让一个Agent陪伴我在一个仓库里执行一些动作的时候,希望他一定是越来越懂我的,Memory也很重要,它懂我踩过哪些坑,我很难切到另一个智能体,哪怕生成准确度提高5%,我感受不到,更在意软实力是非常重要的。」
程序员角色的演变
有些人会建议AI编程取代人类,以后没有程序员了,有人觉得AI增加了很多的长尾需求,以后人人都是程序员,这是两个截然相反的观点。AI的天花板在哪里,未来程序员是增加还是减少?
王焱林教授对此有自己的见解:「很难从数量的角度说未来程序员的数量是增加还是减少,我们中午也讨论到程序员的概念会变化,并不会像现在映射的coding概念,可能成了真正软件工程师,从一个软件的需求开发测试到后面维护都要了解,能力是增强的。我想分享一个案例,我在浙大读书,周末在酷家乐做实习生,现在是杭州六小龙,那个时候他的员工是30到50位之间,那个时候人特别少,我做的是「家风水」板块,一个人负责整个板块,我进去的岗位是开发工程师,我当时进去的时候在想,我是程序员做coding,实际上我要对「风水」,用户上传的户型图要分析户型的风水怎么样,提一些风水的改进建议,这是我知识之外的东西,我相当于要做PM产品经理,得调研户型风水的东西。创始人还带着我去杭州风水大师家里请教户型风水的知识,白天coding,晚上看《易经》,后端要设计整个系统的架构,前端还好,配了一位前端工程师,还得设计数据库的东西,测试也是我。十几年前我对程序员的概念就是全栈的概念,AI时代未来更是,单点的开发者概念被模糊了。」
专业与普及的平衡
那么,未来每个人都是程序员还是只需要专业的程序员?
王焱林教授明确表示:「不是每个人都是程序员,是让每个人都可以写点代码,这个时候软件工程能力更重要了,更加系统化的能力。」
国内AI编程创业的挑战
硅谷的独角兽最多是编程,很容易达到10亿美金,反观国内做AI编程的反而是大的公司,比如说字节、阿里、快手、美团,这些大厂都在做AI编程,国内的独角兽好像没有出来,各位都是创业者,是因为我们的大模型能力没到还是因为这个领域在国内比较难?
王焱林教授从人才培养角度分析:「创业方面我很难给出一个趋势判断,我从高校人才培养方面谈谈创新创业我们怎么做,coding智能体要想做好,人才这块是非常稀缺的,本身要做好从编程语言、编译器方面的人才就非常稀缺,又要让它懂AI、大模型,这是非常稀缺的。我们国家的优势是人特别多、人才也特别多。我有一个观察,前年是我在中大第四年教编译原理,每一届学生问的问题变化非常大,我感受非常深刻。前面两届问环境配不通,这四年也是AI迅速发展的四年,我发现今年他们会问这个词法分析算法可以做个创新,问我能不能行得通。有的同学说能不能不用C语言Python写,下面推荐MoonBit写。他们思考的方式变化让我觉得是很正面的,我们又有人才基数,又有AI带来的加持。科研能力也是大幅提升,我在微软亚研工作几年,那个时候我们发现搞好科研发论文的都是博士,少量的硕士。我去了中大以后,前两年也主要是这样,这两年我发现有非常多的本科生做科研也很好,这是大模型的加持。」
结语:AI时代的教育新范式
AI时代的教育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从哈工大的个性化培养模式,到港科大广州的学科交叉创新,再到清华大学的新型科研机构,我们可以看到教育机构正在积极适应AI时代的到来。当70%的学生选择AI专业,教育者需要思考的不仅是如何教授AI知识,更是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跨学科能力。
新型科研机构的兴起,标志着产学研结合的新模式正在形成。这些机构通过灵活的组织方式和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正在成为连接学术界和产业界的重要桥梁。在AI编程语言和工具快速发展的今天,程序员的角色也在发生转变,从单纯的代码编写者转变为系统思考者和问题解决者。
面对AI带来的挑战,教育机构需要保持开放和创新的心态,不断调整自己的定位和使命。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真正适应AI时代的高素质人才,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