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快速发展的科技行业中，人工智能(AI)的突破性进展往往成为头条新闻。然而，一项最新调查揭示了Meta公司(前身为Facebook)在追求AI创新过程中一个令人不安的真相：该公司似乎有意识地利用诈骗广告的利润来资助其人工智能发展。
诈骗广告：Meta的'高价值'收入来源
根据路透社的一项爆炸性报道，Meta内部文件显示，该公司每天在其平台上(Facebook、Instagram和WhatsApp)投放约150亿次'高风险'诈骗广告。这些广告旨在向用户推销虚假产品或投资计划，包括被禁用的医疗产品、非法在线赌场链接等。
更令人震惊的是，Meta在2024年预计将从这些诈骗广告中获得约160亿美元的收入，占其总收入的10%。这一数字表明，诈骗广告已成为Meta商业模式中一个'高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风险'广告的运作机制
Meta的内部文档揭示了这些诈骗广告如何运作：
- 精准定向：Meta的系统帮助诈骗者定位最有可能点击其广告的用户
- 惩罚性收费：Meta对'高价值账户'收取更高的广告费，这些账户累积了超过500次违规行为仍未被封禁
- 循环推送：用户点击诈骗广告后，由于Meta的广告个性化系统，他们可能会看到更多此类广告
这种机制创造了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诈骗者通过支付更高费用获得更多曝光，而Meta则从这种'惩罚性'收费中获利。
利润与道德：Meta的两难选择
Meta内部文件显示，公司在处理诈骗账户时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是立即删除违规账户以保护用户，还是保留这些账户以维持收入增长，特别是考虑到AI发展所需的巨额投资。
AI发展需求与收入保护的平衡
Meta计划在未来几年内向AI投资720亿美元，这一巨大需求使得公司难以承受收入的大幅下降。内部文档表明，Meta曾告诉负责审核可疑广告团队的成员，他们不被允许采取可能使公司损失超过总收入0.15%的行动——这相当于约1.35亿美元的诈骗账户价值。
一位Meta团队的经理在内部备忘录中写道：'让我们谨慎行事，'警告说Meta不希望通过拦截'良性'广告而损失收入。
执法力度与商业考量
Meta的执法策略似乎更多地基于商业考量而非用户保护：
- 当面临监管罚款风险时，Meta优先采取行动
- 然而，对于警方请求，Meta的响应似乎不那么积极
- 在新加坡警方报告了146个针对该国用户的诈骗案例后，Meta只认定其中23%违反了其政策
这种选择性执法反映了Meta在商业利益与用户保护之间的权衡。
前员工的反思与建议
多位前Meta员工对公司的做法表达了关切，并提出了可能的解决方案。
Sandeep Abraham的观点
Sandeep Abraham曾担任Meta安全调查员，现为欺诈检查顾问。他告诉路透社：'如果监管机构不能容忍银行从欺诈中获利，他们也不应在科技领域容忍这种行为。'
Abraham的观点反映了金融科技行业的一个基本伦理问题：科技公司是否应像传统金融机构一样对其平台上的欺诈行为负责？
Rob Leathern的倡议
Rob Leathern曾领导Meta的商业诚信部门，他在2020年离开公司后，与Meta前广告副总裁Rob Goldman共同创立了一个名为CollectiveMetrics.org的非营利组织。
Leathern强调需要更多透明度：'我希望有更多透明度。我希望第三方、研究人员、学者、非营利组织等能够实际评估这些平台在阻止诈骗和欺诈方面的表现。'
他建议Meta应采取以下措施：
- 用户通知机制：当Meta发现用户点击了诈骗广告时，应通知用户，而不是向他们推送更多诈骗广告
- 资金捐赠：将诈骗广告的不当所得捐赠给非营利组织，用于教育人们如何识别这些诈骗
'诈骗者通常不会在第一天就拿到人们的钱，所以有一个窗口可以采取行动，'Leathern解释道，'这些坏家伙带来的资金可以做很多事情。'
Meta的官方回应与争议
面对这些指控，Meta发言人Andy Stone向路透社发表声明，称这些文件'呈现了一种选择性观点，扭曲了Meta处理欺诈和诈骗的方法'。
Stone声称Meta对诈骗广告收入的估计'粗略且过于宽泛'，暗示实际金额要低得多，但拒绝透露具体数字。他还表示，Meta最近的投资者披露指出，诈骗广告'对Meta的收入产生负面影响'。
数据矛盾与可信度问题
然而，Meta的回应与其内部文件之间存在明显矛盾：
- 尽管Stone声称Meta'积极打击欺诈和诈骗'，但内部文件显示，Meta的安全团队在2024年估计'公司的平台参与了美国所有成功诈骗的三分之一'
- Meta员工在同期文件中得出结论：'在Meta平台上做诈骗广告比Google更容易'
- Meta承认其竞争对手在'清除欺诈'方面做得更好
改进措施与持续挑战
Stone表示，在过去的18个月里，Meta已将全球用户举报的诈骗广告减少了58%，并在2025年移除了超过1.34亿件诈骗广告内容。然而，路透社指出，问题可能是Meta打击诈骗者的步伐。
2023年，Meta解雇了所有处理广告商对品牌权问题担忧的团队成员，然后指示安全工作人员限制计算资源的使用，以便将更多资源投入到虚拟现实和AI中。
Meta在2024年的文件中建议采取'适度'的执法方法，计划从2024年开始，每年将'归因于诈骗、非法赌博和被禁止商品的收入'减少1-3个百分点，声称到2027年将这一数字减半。然而，2025年的文件显示，Meta仍在权衡'诈骗广告收入的突然减少如何影响其业务预测'。
行业影响与未来展望
Meta的做法不仅影响其用户，也对整个数字广告行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行业标准的缺失
Leathern指出，像Meta这样的社交媒体平台不向外部研究人员提供大型随机广告样本，这使得很难'知道情况有多糟或当前状态如何'。这种缺乏透明度的做法阻碍了对诈骗广告规模的准确评估。
CollectiveMetrics.org等组织的成立旨在通过提供'评分卡'来解决这个问题，展示不同平台在打击诈骗方面的表现。这种第三方评估可能成为行业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
监管干预的必要性
随着Meta等科技巨头继续从诈骗广告中获利，监管干预的必要性日益凸显。正如Abraham所言，如果金融行业不能从欺诈中获利，科技行业也不应该被允许这样做。
可能的监管措施包括：
- 要求科技公司披露从诈骗广告中获得的具体收入
- 建立独立的第三方审计机制，评估平台上的诈骗广告规模
- 制定明确的执法标准，确保科技公司优先考虑用户保护而非收入
科技公司的道德责任
Meta的案例引发了一个更广泛的问题：科技公司在追求创新和利润的同时，应承担多大的道德责任？随着AI等技术的发展需要巨额投资，公司是否会被迫在用户安全与财务增长之间做出艰难选择？
Leathern的建议——将诈骗广告所得捐赠给教育项目——可能代表了一种平衡商业利益与社会责任的途径。然而，根本问题仍然存在：科技公司是否应该首先从商业模式中排除那些明显有害的内容，即使这意味着放弃潜在的收入？
结论：重新思考科技商业模式
Meta的案例揭示了当代科技行业的一个核心矛盾：创新与道德责任之间的张力。随着AI等前沿技术的发展需要越来越大的投资，科技公司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需要在股东利益、用户安全和道德责任之间找到平衡点。
路透社的调查表明，Meta似乎选择了将收入增长置于用户安全之上，特别是在其AI雄心勃勃的背景下。然而，这种做法不仅损害了用户信任，也可能最终损害Meta自身的长期利益。
随着公众对科技行业行为的审查日益严格，Meta和其他科技公司可能需要重新思考其商业模式。或许，真正的创新不仅在于开发突破性技术，还在于创建既盈利又符合道德标准的商业模式——一种不会通过剥削用户最脆弱的方面来资助未来的模式。
正如Leathern所强调的，透明度和第三方监督对于确保科技公司对其行为负责至关重要。在一个日益数字化的世界中，建立这样的机制不仅对保护用户至关重要，也是确保科技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