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响应的深层反思：何以浅层福利国家在紧急时刻巨额支出却难持续？
Angie Jo的博士研究，恰好与2019年爆发的新冠疫情同期展开，这并非巧合，而是一场全球性灾难为其核心研究方向提供了深刻的定义。她观察到，面对集体危机，那些通常被视为社会保障体系“吝啬”的国家，例如美国，反而会突然动员前所未有的巨额财政资源，以应对经济崩溃的威胁。然而，这些大规模的紧急响应措施，却又常常在危机过后迅速消退，未能转化为持久的制度性变革。这一悖论构成了Jo博士研究的核心探究，旨在理解为何部分国家在危机时刻能够实现财政的“大撒网”，却又无法让这些福利措施“落地生根”。
自由福利体制下的危机悖论
Jo的研究将重点放在了一组特定的发达工业化民主国家，即政治经济学家所称的“自由福利体制国家”，其中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些国家与以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为代表的“社会民主福利体制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
Jo解释道，在正常时期，丹麦或瑞典等国家的公民已经享受到全面而深入的福利保障。当类似新冠疫情的危机来临时，这些国家大体上能够有效利用其既有的社会政策工具和行政基础设施，例如健全的儿童保育补贴和旨在防止大规模裁员的短期工作计划。这意味着它们在应对冲击时，拥有更强的韧性和更低的“额外”构建成本。
然而，自由福利体制国家却呈现出不同的图景。Jo指出，在正常时期，政府援助往往被视为“最后一道防线”，其特点是经过严格的收入或资产审查，援助水平最低，且个人被赋予了管理自身风险的主要责任。这种制度设计，在表面上似乎符合财政保守主义的理念。
然而，当新冠疫情来袭时，这些政府却投入了“历史性史无前例的巨额资金用于公民紧急援助”，包括直接刺激性付款、扩大的失业保险、儿童税收抵免、补助金以及债务延期等。这些措施在平时可能因被视为政府的“免费午餐”而面临强烈反对。这种“平时对社会福利投资甚少，但危机来临时却能突然释放大规模援助”的鲜明对比，正是Jo研究的核心。她深刻地反思：“这种错配令人震惊：美国在社会福利上的基线投资如此之少，但当危机来袭时，它却能突然释放大规模援助——只是这些援助并未固化下来。那么，当下一次危机来临，又将发生什么？”
从建筑到政治经济：学术路径的转变
Angie Jo的学术生涯并非一帆风顺，她从建筑领域转向了对危机中福利国家的深入研究。出生于韩国的Jo，在三岁时随家人移居加利福尼亚，以寻求更好的教育机会。高中时期返回韩国后，她进入哈佛大学，最初专注于艺术和建筑。
Jo回忆道：“我曾以为自己会成为一名艺术家。”然而，她对多样化的兴趣以及对不同国家和政治体系的敏锐洞察，使她的学术重心发生了转变。在哈佛学习建筑期间，她意识到：“关于如何建造事物——无论是建筑物、城市还是基础设施——的大部分决策，都由政府或强大的私人行为者做出。建筑师只是被委托执行的艺术家的手，而背后的决策，才是我真正更感兴趣的。”
在一家对冲基金从事宏观经济研究一年后，Jo被政治经济学问题所吸引。她表示：“虽然我不认为金融的零和游戏引人入胜，但我非常渴望理解市场与政府之间在交易背后所隐藏的互动。”
随后，Jo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了城市规划硕士学位，研究中国和韩国新城市总体规划作为产业政策的政治经济学，之后转入政治学博士项目。新冠疫情的爆发，使其研究重心发生了戏剧性转变。Jo感叹：“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哇，这些富裕的西方民主国家也有严重的问题。它们在应对这场疫情、结构性不平等以及社会中一直存在的深层矛盾方面表现不佳，而这场巨大冲击进一步考验了它们。”
危机响应的隐藏成本与政治约束
Jo的核心洞见之一在于，它挑战了传统上关于财政保守主义的观念。那种认为政府规模小可以在长期内节省开支的假设，在考虑危机响应时可能存在根本性缺陷。Jo指出：“我的研究正在探索一个讽刺的现象：你对一个有能力、有效率且资源充足的政府投资越少，当危机不可避免地来袭时，你就越会自食其果，不得不去修补漏洞。你并非在省钱，而是在推迟成本。”
这种低效率在比较不同国家在疫情期间如何分配援助时尤为明显。像丹麦这样拥有健全数据系统，能够连接健康记录、就业信息和家庭数据的国家，可以精确地锁定援助目标。相比之下，美国则依赖于更粗糙的工具。Jo解释道：“如果你的系统在正常时期就未能有效地提供援助，那么在压力之下，它也无法突然运作良好。美国不得不一夜之间从头开始创建整个援助项目——其中许多是笨拙、低效甚至倒退的。”
此外，这种限制还存在政治层面。“自由福利国家不仅缺乏应对危机所需的基础设施，而且它们往往由强大的选民群体所支配，这些群体并不希望建立此类基础设施——他们刻意选择颁布旨在消退的临时福利，”Jo强调。“这使得一种循环得以延续：短期补偿措施在一次又一次危机中被反复采用，从而限制了福利国家的永久性扩张。”
错失的改革机遇与深层反思
Jo的博士论文还审视了危机是否提供了制度改革的机遇。她的第二篇论文聚焦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中的“受困房主基金”（Hardest Hit Fund）项目，该项目旨在向州住房金融机构分配联邦资金以防止止赎。
Jo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我问自己，为何在联邦政府投入数亿美元援助且几乎没有附加条件的情况下，州机构最终却未能帮助多少受困房主摆脱难以承受的债务负担？资金和授权都在那里——但变革的能力却缺失了。”一些州利用这些资金推行了雄心勃勃的政策干预，例如重组抵押贷款债务，以永久性地减轻房主的本金和利息负担。然而，大多数州却选择了临时性的解决方案，例如帮助借款人弥补逾期付款，同时保留他们原始的合同条款。Jo认为，党派政治、金融利益和维持现状的偏见很可能是导致这些不同州策略的原因。
她将此视为“政府在将资金作为临时‘创可贴’解决方案，还是将危机视为一个机会，寻求更具雄心、更深层次的改革，从而在长期内更可持续地帮助人们之间所做的选择”的又一个案例。
危机响应研究的深远意义
对Jo而言，理解福利国家如何应对危机，不仅仅是一项学术练习，更是一件具有深远人道意义的事情。Jo强调：“当发生像金融危机或新冠疫情这样的事件时，所产生的苦难规模和福利差距是毁灭性的。我相信政治学应该积极研究这些罕见的事件，而不是将其视为百年一遇的异常现象而忽视。”
她的研究对我们如何思考福利国家设计和危机准备具有深远的启示。正如Jo所指出的，社会中最脆弱的成员——“那些没有银行账户、没有合法身份、因为收入过低或没有纳税义务、移民或不讲英语、无法上网或无家可归的人”——往往在救济系统中是隐形的。
Jo在准备她的学术生涯时，动力十足地希望运用她的政治学训练来解决这些制度性失灵。Jo警告：“我们将面临更多的危机，无论是流行病、人工智能带来的冲击、气候灾害还是金融动荡。找到更好的方法来覆盖那些被遗漏的人至关重要，而这并非我们当前的福利国家——或我们的政治——所能应对的。”她的研究不仅是对历史事件的剖析，更是对未来政策制定者和全社会发出的一种警示与呼唤。未来的社会保障体系必须超越被动应对，构建更为主动、更具韧性和包容性的框架，以应对持续涌现的全球性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