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科技巨头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人工智能(AI)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已成为衡量公司竞争力的关键指标。然而,最新泄露的Meta内部文件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这家社交媒体巨头可能正利用诈骗广告收入为其雄心勃勃的AI计划提供资金支持。这一发现不仅引发了公众对Meta商业道德的质疑,也重新审视了社交媒体平台在利润与用户安全之间的平衡问题。
诈骗广告:Meta的隐形收入来源
根据路透社基于Meta内部文件的调查报告,Meta每天在其Facebook、Instagram和WhatsApp平台上投放约150亿个"高风险"诈骗广告。这些广告旨在向用户推销虚假产品或投资计划,包括被禁止的医药产品、非法在线赌场链接等。更令人震惊的是,Meta用户每天还面临220亿个有机诈骗尝试,这些数字表明诈骗内容已成为Meta平台生态系统中的主要组成部分。

Meta内部估计,仅2024年,这些"高风险"诈骗广告就为公司带来了约160亿美元收入,占其总收入的10%。这一数字相当于Meta面临监管罚款可能性的三倍,凸显了诈骗广告对其财务状况的重要性。
"价值账户"系统:允许诈骗者持续运营
Meta内部文件显示,公司对处理涉嫌诈骗账户采取了独特的策略,而非直接封禁。相反,Meta允许所谓的"高价值账户"积累超过500次违规行为而不被关闭。这种做法基于一个简单的商业逻辑:违规次数越多,Meta向诈骗者收取的广告费用就越高。
Meta的内部文件明确表明,公司通过"惩罚"诈骗者来提高其广告费率。这一机制创造了一个奇特的商业循环:诈骗者越多,Meta的收入越高;而收入越高,公司就越有能力投资于AI等前沿技术领域。
更令人担忧的是,Meta的系统还帮助诈骗者定位最有可能点击其广告的用户。路透社报道指出:"用户点击诈骗广告后,很可能看到更多类似广告,因为Meta的广告个性化系统试图基于用户兴趣投放广告。"这种做法不仅助长了诈骗的蔓延,还可能导致用户陷入恶性循环。
AI发展优先于用户安全
Meta内部文件揭示了公司在资源分配上的优先顺序:人工智能发展优先于用户安全。2023年,Meta解雇了所有处理广告商对品牌权利问题担忧的团队成员,并指示安全人员限制计算资源的使用,以便将更多资源投入到虚拟现实和AI领域。

2024年的内部文件显示,Meta建议对诈骗执法采取"适度"方法,计划自2024年起每年将"可归因于诈骗、非法赌博和被禁止商品"的收入减少1-3个百分点,并声称到2027年将这一收入减半。然而,2025年的文件表明,Meta仍在权衡"诈骗广告收入的突然减少如何影响其业务预测"。
这种优先级反映在Meta对安全团队的限制上。2025年2月,Meta负责审核可疑广告的团队被告知,他们不被允许采取可能使Meta损失超过公司总收入0.15%的行动,这相当于价值约1.35亿美元的诈骗账户。尽管Meta发言人对此提出异议,但内部文件确实显示管理层设置了"收入护栏",担心过于激进的执法会影响公司财务表现。
Meta的官方回应与矛盾立场
面对路透社的报道,Meta发言人安迪·斯通(Andy Stone)辩称,这些文件"呈现了选择性观点,扭曲了Meta处理诈骗和欺诈的方法"。斯通否认Meta从诈骗广告中获得10%的收入,称这一估计"粗略且过于宽泛",但拒绝透露实际金额。
斯通声称,Meta"积极打击欺诈和诈骗,因为平台上的用户不想要这类内容,合法广告商不想要,我们自己也不想要"。然而,内部文件显示,Meta的安全团队在2024年春季估计,"公司的平台涉及美国所有成功诈骗案的三分之一",同时承认"在Meta平台上做诈骗广告比在Google上更容易"。
Meta辩称,尽管存在这些问题,公司已在欺诈保护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斯通表示:"在过去的18个月里,我们全球范围内收到的诈骗广告用户报告减少了58%,截至2025年,我们已删除了超过1.34亿条诈骗广告内容。"然而,批评者指出,这种进步可能源于起点极低,且与Meta从诈骗广告中获得的巨额收入相比显得微不足道。
监管挑战与Meta的应对策略
Meta内部文件显示,公司对监管威胁的反应存在明显差异。当面临监管罚款风险时,Meta更可能采取行动,尽管诈骗广告收入约为公司可能面临最高罚款的三倍。文件暗示,Meta最担心的是监管机构可能要求返还非法所得,而不仅仅是罚款。
相比之下,Meta对执法部门的请求反应较为冷淡。例如,当新加坡警方在2024年秋季标记了"146个针对该国用户的诈骗案例"时,Meta的演示文稿显示,只有23%违反了其政策,其余只是"违反政策精神而非字面规定"。
Meta未能标记的诈骗包括加密货币诈骗、假音乐会门票或"好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交易,如高端时尚品牌商品80%的折扣。此外,Meta还忽视了声称招聘大型科技公司职位的虚假招聘广告。
前员工的解决方案与建议
前Meta业务诚信部门负责人罗布·利森(Rob Leathern)于2020年离开公司,他告诉Wired,由于Meta和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不向外部研究人员提供广告的大规模随机样本,很难"知道情况有多糟或当前状态如何"。
利森与Meta前广告副总裁罗布·戈尔德曼(Rob Goldman)共同创立了一个名为CollectiveMetrics.org的非营利组织,旨在"提高数字广告透明度以打击欺骗性广告"。利森表示:"我希望有更多透明度。我希望第三方、研究人员、学者、非营利组织等能够实际评估这些平台在阻止诈骗和欺诈方面做得有多好。"
利森认为Meta等公司应采取的一个有意义步骤是,当Meta发现用户点击了诈骗广告时通知用户,而不是像路透社报道的那样,继续向他们投放更多诈骗广告。
"这些诈骗者通常不会在第一天就拿到人们的钱,所以有一个行动窗口,"他说,并建议平台将运行诈骗广告获得的非法所得捐赠给"资助非营利组织教育人们如何识别这类诈骗或问题"。
"这些坏人带来的资金可以做很多事情,"利森补充道。
行业影响与未来展望
Meta的案例并非孤立现象,它反映了整个社交媒体行业在处理诈骗内容时的系统性挑战。随着AI技术的不断发展,平台面临着更大的压力来开发更智能的内容审核系统,但这些系统本身也可能被诈骗者利用和规避。
Meta的困境也突显了科技巨头在追求创新与保护用户之间的张力。随着AI研发成本的不断攀升——Meta预计在AI上投入720亿美元——公司可能面临更大的财务压力,这可能进一步影响其在打击诈骗方面的决心。
未来,我们可能会看到更严格的监管措施,要求平台对其内容承担更多责任。同时,像CollectiveMetrics.org这样的第三方组织可能会在提高行业透明度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对于Meta和类似公司而言,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平衡商业利益与用户安全,确保AI的发展不以牺牲用户福祉为代价。
结论:重新审视社交媒体的责任
Meta内部文件的曝光引发了一个根本性问题:社交媒体平台在现代社会中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当平台算法和商业模式实际上助长了诈骗和其他有害内容的传播时,我们是否需要重新思考这些平台的运作方式?
Meta的案例表明,在当前商业模式下,平台有强烈的财务动机优先考虑收入增长而非用户安全。然而,随着社会对这些平台期望的提高,以及监管环境的不断变化,Meta和类似公司可能需要重新考虑其战略。
最终,Meta的AI发展不应建立在诈骗广告的基础上。相反,公司需要找到一种方式,在不牺牲用户安全的情况下推动创新,这可能需要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其商业模式和优先事项。只有这样,Meta才能真正实现其宣称的使命,即"为人们建立连接社区的世界",而不是成为诈骗者的温床。









